怀念著名电影导演谢添 独留一份“谢味儿”在人间

时间:2023-01-05 10:38:08阅读:3118
来源标题:怀念著名电影导演谢添 独留一份“谢味儿”在人间◎叶式生北京电影制片厂往日的辉煌,主要得益于她曾拥有一群造诣深湛的艺术家。谢添就是其中特别杰出而且极具性格魅力的一位。我

      来源标题:怀念著名电影导演谢添 独留一份“谢味儿”在人间

      ◎叶式生

      北京电影制片厂往日的辉煌,主要得益于她曾拥有一群造诣深湛的艺术家。谢添就是其中特别杰出而且极具性格魅力的一位。我在中小学时代常看谢添主演或导演的电影,因而喜欢上了他,没想到后来进入北影,又与他成了忘年之交。

      爱好广泛,样样还都想身体力行一番

      我们的相识始于乒乓球台旁。当时谢添已是花甲老人,我刚三十出头,按常理我们那些年轻球友都该尊称他“谢老”才是。可是整个北影厂无分男女老少,文明点儿的几乎人人称他“老谢”,鲁莽点儿的则直呼其名犹嫌不足,还要加以儿化:“谢添儿!”面对这些没大没小的称呼,谢添从来都是泰然受之,不以为忤。于是我也只能从众,叫他“老谢”了。

      老谢早已是全国闻名的大艺术家,享有喜剧大师、“影坛千面人”、“中国卓别林”等等美誉,但到老一直保持着质朴率真的本色,谦和厚道,童心不泯,幽默风趣。无论对各界领导,社会名流,还是锅炉房、维修队的普通工人,他从来都一视同仁,没有一星半点的趋炎附势或骄矜自负。这正是他最令我佩服的品格,也是我们隔着一辈而能彼此信任交往的主要原因。

      老谢天赋异禀,多才多艺,艺术个性极为鲜明。他有非常独特的想象力和丰富异常的表现手段。不论作为演员还是导演,他都乐于迎接挑战,每一部作品都力求给观众以新鲜感,从来不肯重复自我。从喜剧片《锦上添花》《甜蜜的事业》,到体育片《水上春秋》,儿童片《小铃铛》及其续集;从纯粹老北京味儿的《茶馆》,到豫剧艺术片《七品芝麻官》、蒲剧艺术片《烟花泪》……这些题材、样式、风格迥然不同又都妙趣横生的作品,生动展现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多方面的驾驭能力。

      这与他广交各界朋友,爱好广泛并能随时随地汲取营养有密切关系。各个艺术门类,以至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歌曲,儿童们喜欢的米老鼠唐老鸭,无不为他所爱好。不光爱好,样样还都想身体力行一番。当然,不论什么一旦经了老谢的手,都会变得与众不同,被弄出几分“谢味儿”来。

      比如,老谢的球技并不高,但在球台边人气很高。别人打出的球别管轻重高低、速度角度如何,都是往前走,老谢的球则往往刚一过网触台,立即掉头背道而驰,使对方臂长莫及,球拍脱手,惹得众球友哄堂大笑。

      别人游泳,无非是蛙泳、仰泳、自由泳,偶尔可见侧泳,老谢却又别出心裁,创编了一种“谢泳”——把蛙泳的腿部动作与自由泳的手臂动作合于一身,姿势分明怪诞不经,配合却也协调有致,怎不令人喷饭。

      再如写字,大家都是从上到下,从左到右按笔顺写,老谢偏又倒行逆施,由最后一笔的末端开始,自下而上,从右往左倒着写,正如他的一枚闲章所说,“倒笔成趣”。后来听说有人称赞他的“倒书”是当代书坛绝技,老谢唯恐浪得虚名,误导世风,乃又刻了一枚闲章,声明这“是乃杂技”。

      老谢不光能变声儿,还能变脸儿

      上世纪50年代中,老谢在给一部苏联喜剧片《我们好像见过面》配音时,以一个人的嗓子居然配出了24个人物的互不相同的声音,成为电影配音史上可能永远无法再现的奇迹。

      老谢不光能变声儿,还能变脸儿,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电视节目《笑的晚会》里表演的,有幸看到的人一定不会忘记。川剧的变脸虽然也非常精彩,但是一离开道具的辅助,所有演员就都无技可施了。老谢则不借助任何道具和化装术,完全本色面对观众,只靠对面部肌肉的惊人控制力,眨眼间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出几张彼此截然不同的脸来,而且每张脸都与表演者的本来面目毫无相似之处,实在令人拍案叫绝!

      其后近60年来,只有80年代有一位青年演员曾经尝试效仿,当时还有报纸花大篇幅渲染了一番。结果有目共睹:效仿者变出的几张脸,都是屡变不离其“宗”,彼此也大同小异,令人兴味索然。那以后也就没人再公开尝试了。可惜的是,“文革”中为这项表演饱受整肃的老谢本人,复出后也把这项绝技束之高阁不再示人,此艺遂成绝响。

      谢添最为人称道的表演杰作,当属50年代末在北影的影片《林家铺子》中饰演的林老板,那真是活灵活现,入木三分,不仅展现了过人的表演功力,也显示了他丰富异常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,连当时的国家主席也不禁称赞:“谢添的表演,只能用炉火纯青来形容!”

      谁能料到,几年后国家主席突然成了“叛徒内奸工贼”,这称赞于是变成了老谢的一大罪状。而老谢日常生活中的率性诙谐,一时间也演化出许多真伪难辨的传说,被一古脑推到了老谢头上。

     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造反派,也千里迢迢来到北影凑热闹。他们企图让身陷囹圄的老谢揭发他的天津老乡——上影厂老导演沈浮早年的“罪行”,以戴罪立功。威逼加利诱开导了好半天,老谢非但没开窍,反倒朝他们挑起大拇指,用饱含深情的天津话称赞道:“沈大哥,好人哪!”惊得几位沪上造反派相顾茫然,半晌不知何言以对。

      接着又从津门风风火火来了一群造反派,声言要把老谢揪回天津去批斗,以肃清其几十年来在家乡散播的流毒。全国造反是一家,北影的造反派哪能不支持,就让天津造反派把老谢押走了。没想到此举竟是放虎归山,老谢这一去就没了音讯。

      原来,那是深爱谢添的老乡亲们设的一计——借揪斗之名行抢救之实,把老谢藏到天津某个地方保护起来了。真是患难见真情啊!

      即便身体有了空闲,心也还在戏里转悠

      “文革”过后,老谢绝口不谈那些年的个人遭遇。他生性豁达乐观,又急于重拾创作,哪有那份心思和时间。80年代初的几年里,年届七旬的老谢所执导的喜剧片《甜蜜的事业》、戏曲片《七品芝麻官》和根据老舍先生名作、名演拍摄的影片《茶馆》,都赢得广泛好评并接连获奖。

      他创作热情愈发高涨,生病住在医院里还日夜构想着准备拍摄的好几部影片。当时我去医院看他,他跟我聊起将要执导的体育片《幕后冠军》和儿童片《小铃铛续集》中的一些得意片段,越聊兴致越高,不觉入了戏,一会儿捏着嗓子装木偶,一会儿手舞足蹈学孩子,忘乎所以旁若无人。

      80年代中,中国电影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电影艺术家传记丛书,谢添当然在列。出版社约我撰写。我对老谢说起这事,他说另一家出版社刚找过他,也要为他写传。对此他自嘲道:“别人知道了肯定要笑话:就他那点事儿,也值得写传?还要写俩?嘿!”我说两家出版社不约而同,都要给你写传,正好说明这事值得做。后来老谢总算同意了。

      我们商定有空闲时间就先海聊,素材积累到一定程度再拟议全书大纲和篇目。兴致勃勃聊了两次,我感到可用的素材会很多,赶紧买了20盘空白磁带备用。那时老谢创作势头正旺,时而导,时而演,一部戏接着一部戏。随后我又担任了厂文学部负责人之一,兼管《电影创作》杂志,我俩共同的空闲时间就越来越不好找了。

      在老谢执导戏曲片《烟花泪》的时候,我决定跟随他的摄制组去杭州基地,利用他的拍摄间隙为写传记积累素材。老谢表示赞成。哪知当真拍起戏来,他却根本无暇旁骛,即便身体有了空闲,心也还在戏里转悠。

      不过,虽然没空聊传记的事,我倒也不虚此行。我旁观老谢拍了多半部戏,亲眼见证了他对待艺术既严肃认真,创作手法又灵活多样。他对演员的指导总是非常简洁、明确、具体,既利于演员执行,又能给演员留有再创作的充分余地,从来没有那种绝对正确但模糊空泛,让人无所适从的要求。有时由于外部环境或意外出现的种种条件限制,使原订方案难以实施,老谢总能很快想出新招儿,使拍摄计划按原定时间完成。这当然大大得益于他艺术想象力的丰富,和人生体验的深厚积累。

      凭借足以乱真的“表演”一举挣得三个饭团儿

      其实,老谢的人生体验功夫早在童年就开始修炼了。他1914年出生于天津市马家口子,没有多少余钱剩米的平民生活,汇聚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海河码头,特别是作为底层社会缩影的马家口子“人市儿”,让谢添从小就阅尽了人生百味,世态炎凉。

      幸运的是,中学时代的谢添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位伯乐,沈浮先生。当时沈先生在天津《国强报》主持一个专栏,谢添多次投稿,两人因此相识。少年谢添对电影的了解和热爱,大获沈浮先生的赏识。谢添在21岁那年离津赴沪,前去投奔早已离开报界转入影坛的沈浮先生,自此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。

      初登银幕演了一个花花公子之后,短短一年间他便接连在《马路天使》等六七部影片中担任了配角或主角,展现了杰出的表演才华。这时抗战爆发,谢添加入了电影工作人协会,积极投身于抗日戏剧的演出。不久淞沪会战失利,上海沦陷日寇之手,谢添又随上海影人剧团辗转奔波在南京、汉口、成都等地,继续忙于救亡演出。其间他在《重庆二十四小时》《结婚进行曲》等多部名剧中担任了主要角色。

      在抗战后期的黔桂路大撤退途中,谢添的演技居然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当时黔桂路上有几十万饥寒交迫的难民,撤退的国军败兵也间杂其中。一次谢添已连续挨了好几天饿,危急关头忽然碰上一个挣饭吃的机会。那是沿路撤退的军用卡车,由于车况太差,路又坑坑洼洼,时常抛锚,不得不临时雇用一群过路难民来推,谁卖力气给谁吃的,不卖力者不得食。而当时谢添全身软绵绵,连捡起一块砖头的力气都没有,怎么可能有推车得食的希望?结果,谢添竟然凭借足以乱真的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“表演”出来的假推车,胜过了其他人的真推车,被带车的军官认定为最卖力气的一个,一举挣得了三个饭团儿。

      时隔半个世纪,老谢对我说起那段奇特经历,边说边表演“奋力推车”之状,还是忍不住嘿嘿坏笑,逗得我也开心大笑不止。

      曾想拍一部清洁工题材的“夜猫子”影片

      老谢年过八旬时,依然精神健旺,又是导又是演,忙个不停。执导拍完电视剧《那五》,又应上影厂谢晋导演之约主演了影片《老人与狗》之后,老谢告诉我他刚想到了一个特棒的电影题材,要尽快跟我面谈。我赶紧去了老谢家,听他的构想。

      老谢说,他想拍一部表现清洁工的片子,主要人物是一群清洁队的装卸工,他们集体生话,昼伏夜出,以装运垃圾为职业,天天晚上出没于大街小巷,自己承受肮脏而为城市换来了清洁。夜深人静的胡同里,路灯光下锹声嘹亮,几个精壮小伙意气风发,挥舞着大簸箕铁锨,将地上堆的垃圾装上卡车,刷刷几下扫净了地面,然后一个个灵巧地跳上车厢,在灰尘和昏黄的光影中呼啸而去……片名他已经想好了:《夜猫子纵队》!

      老谢的满怀激情顿时感染了我。他问我感觉怎么样,我说这题材从来没人拍过,确实新鲜,应该很有可为。老谢非常高兴,当即约我合作,由我编剧,他来导演。能跟老谢合作一部戏,我当然非常乐意而且荣幸,但我对清洁工这个群体缺乏了解,又不敢贸然应承。老谢鼓励我先深入一段生活,等找到感觉,自然就有法下笔了。我认为老谢说得对,决定试试看。

      我从厂办开了介绍信,带上记者证,先去了北京市卫生局。说明意图后,局里介绍我去市清洁车辆一厂和四厂采访。我到这两个厂跑了不少次,不料,我了解得越多,体验得越深,本来想找到的感觉反而离我越远了。

      当时清洁工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,已经大大不同于七八十年代。过去遍布大街小巷,散堆破垛、沙尘飞扬的垃圾站,现在都已经摆上了封闭的垃圾桶。装卸工们早已不再集体工作,更没有了集体宿舍,一辆车一个司机,配一个装卸工,各自承包一个区段,彼此互无交集。总之,“夜猫子”们早已不成“纵队”,而成了各管一段、互不见面的散兵游勇。老谢和我先前想象中的那些“夜猫子”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,连同那种颇有诗情画意的豪迈场景,都已成为历史,在现实中完全无迹可寻了。

      要写现实题材,却没有了现实生活的依托,这戏可怎么写呢?当然,生造几个人物,硬编一堆情节,从技术角度说来倒不是不可能的,但那样不但愧对老谢的信任,愧对未来的观众,而且首先违背我自己的写作习惯和宗旨。这个构想诚然很有新意,情调也积极健康,但主题先行的色彩也是明显的。可是,老谢对这个题材热情那么高,对我怀着那么大的期待,我能对他说,这个题材应该放弃,只能放弃吗?

      我不能想象对老谢实言相告的情景,只好拖着。

      老谢显然知道这个题目难作,也一直静等着,很久没来催问我。倒是当时正跟老谢合作的年轻制片人小李每次碰面都要问我一句:“《夜猫子纵队》怎么样啦?”我每次都只能含糊应对,匆匆道别而去。

      终于,我自己都觉得再也不能无声无息地拖下去了。

      在一个小雨过后的下午,我去了老谢家,他的老伴杨雪明阿姨刚好没在。

      坐下先聊了几句不相干的闲话,我低着头说:“那个本子,我写不了……”

      老谢“唔?”了一声,等着我继续说下去。我搜索枯肠想找比较恰当的措辞,最后还是只能语焉不详地说了一句:“现在的清洁队,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啦……”

      老谢没再多问什么。他显然已经通过我的神色和语气,看出我为此事尽了心力,不需要我再多作解释了。老谢对我没有一点失望或埋怨的表示,但他内心深处的遗憾,我还是在不言之中感受到了。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,我都没勇气去见老谢,让他那样的老友失望的愧疚之感,我实在不愿意重复领受。后来我只能宽慰自己:我们这次虽然没合作成,好在以后还有机会。只要我另写一个能让老谢喜欢的本子,我们不是仍然可以合作吗?反正老谢不老,我们共同创作的日子还多着呢!

      那个意气风发、诙谐风趣、笑起来声若洪钟的老谢,没有了

      电影出版社聘请我写《谢添传》之后,一直没询问过进展情况,有点让人纳闷。向在该社工作的一位学友询问得知,近些年该社领导班子几度更换,这个丛书项目大概早已中止了。我明白,这是官场惯例之一。不过我想,电影出版社放弃并不等于这本传记就不能写,反倒是时间上更自由了。等老谢不再导也不再演,我自己也退休了,那时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海聊,素材可以积累得更充分,只要把稿子写好,由哪家出版社出版还不是一样吗?

     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说过,老谢总是童心勃勃,不自居老,所以他在大家眼里总是年轻的。这就是大家公认的老谢不会老的根本原因。友人们对我的说法都很赞同。

      然而事实证明,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,共同陷入的一个误区。

      一天上午,我在大院里碰上杨阿姨,她告诉我老谢心脏病发作,住院了。我忙问住在哪个医院,我要马上去看他。杨阿姨说:“你千万别去,见了熟人他就激动,对他的病情不利。现在凡是熟人朋友我都不让去看他。等他出了院,你们再见面儿吧。”杨阿姨说得在理,我只能盼着老谢早点儿康复出院。没想到,这一盼竟是好久,好久。

      一个初冬的上午,我意外地在大院里见到了出院后的老谢。他木怔怔坐在轮椅上,穿着厚厚的棉衣,两手搭在轮椅扶手上,被保姆推到墙根下边晒太阳。杨阿姨在旁边跟着,见我迎上前去,俯身问老谢:“你看谁来了?还认识吗?”老谢双目无神地望着我,脸上露出一丝笑容,声气微弱地说:“认识。小叶。”

      霎时我心里格登一震,仿佛被人迎头泼了一桶冰水!

      那个意气风发、诙谐风趣、笑起来声若洪钟的老谢,没有了。那个兴来时手舞足蹈、顽童一般的老谢,没有了。那个总是雄心勃勃、脑子里重叠着一个又一个创作计划的老谢,没有了……眼前的老谢神情迟滞,反应缓慢,话音虚弱,简直成了另一个人。

      被大家认为永不会老的老谢,怎么突然就老了?

      对老谢说来,艺术创作就是他的生命。一旦与他挚爱的艺术违别,不能再从事他热衷的创作,老谢的生命恐怕也就接近了终点。

      果然,在一个静悄悄的冬日早晨,老谢安然离去了。

      我们没能达成的合作,我想为老谢写而没来得及写成的传记,都永远失去了实现的机会。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愧疚在我心底留下了一片浓重的阴影,以致后来许多年里,我都有意不去回忆这些往事。但我也清楚地意识到,想移除这片阴影,终归只能靠我自己。于是我有时想,老谢悟性极高,为人又豁达,我能想明白的事,他当然更能想明白,那么那个“夜猫子”的题材,他大概也早就从心里放弃了吧?至于传记,老谢本来就没上心,视为可有可无。其实老谢的人品风骨和音容笑貌,自会长留在亲人和无数朋友的心里,他沤心沥血留下的许多作品,历史和千千万万的观众更不会忘记。那么多一本或少一本纸质的传记,对老谢说来的确也就无关紧要了。

      老谢在天有灵,不知会不会赞同我这些想法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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